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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向何處去?

            來源:人民論壇網作者:李濱責任編輯:岳修宇
            2019-05-24 16:45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這無疑是對當今時代形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

            那么,應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表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又該如何應對?今天思響哥推薦閱讀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濱刊發在《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的最新文章。

            當下,各種勢力都在為世界秩序的再調整積極努力,以期使未來的世界秩序調整有利于自己。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并不意味著世界自然走向公平、繁榮和進步,它的最終走向取決于各種勢力的力量對比,取決于各種勢力的主觀努力。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理應發揮應有的作用。

            如何認識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命題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必須正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二是準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的變化,三是正確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所蘊含的機遇與風險。在世界處于變化的“十字路口”時,不正確領悟這三個問題,既會導致消極保守,坐失機遇;也會導致盲目樂觀,甚至會造成功虧一簣。中外歷史的許多重大變革時期都印證著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是什么,這既涉及本體論的問題,更涉及認識論的問題。國際社會的本體既不是單純的經濟,也不是單純的政治,而應當是世界政治經濟,是一個以經濟為基礎、政治為上層結構的本體。從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本體論角度來認識當今世界的變化,就需要從經濟基礎的變化中來發現變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在國際層面,國際生產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經濟基礎,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及其相應的交換方式的變化是決定世界變化的最根本的基礎。

            理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什么樣的,這涉及如何認識不同的事物變化速率的問題。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為不同層次,它們的變化存在著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與人們日常生活相聯系的事件所構成的,由此產生的“事件時間”(event time)變化速率每天都處于變化之中;第二是“轉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會轉折所構成的,“轉折時間”(conjunctural time)需要經歷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時間,這一時間體現的是“一種溫和節奏的歷史,一種力量分化組合的歷史”;第三是“結構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結構世界的變化需要幾個世紀時間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這三種世界變化速率體現的是世界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的歷史發展。日常的變化最終導致社會趨勢的轉折,趨勢的轉折最終導致社會模式與結構的最終轉型與替代。按照這種世界變化的不同時段理論,從世界范圍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是一種中觀的變化,一種世界趨勢的變化,即現存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組織的開始,但不是世界資本主義結構的變化,更不是世界共產主義的即將降臨。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向何處去,不能以一種機械的、目的論式的方式來臆測,以為世界變化會自然地向著某個特定的方向發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世界正處于轉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著世界就必然地向著某個方向發展。雖然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面臨種種矛盾與危機,但未來的發展仍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因為各種勢力都會為未來世界的發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因此,轉折意味著充滿各種風險與挑戰。“歷史是勇敢者創造的”,只有不畏困難、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才能為世界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所以,正確認識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要擺脫機械論的束縛,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

            只有在這三個方面正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才能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度觀,才能客觀地認識到世界的確處于真實的變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認識到人類邁向文明進步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才能勇敢地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在世界風云變化中,不囿于一時一事的糾纏,不困惑于暫時的挫折與紛擾,不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作為,不抱殘守缺、消極適應。同時,冷靜清醒,不盲目浮躁。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物質基礎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都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同樣適用于國際社會。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人類生產活動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滿足人的生存、發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為了實現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須進行生產,發展生產力。但隨著生產的發展,生產已經越來越不是單個人的生產,而是組織起來的社會化生產,而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社會權力關系。因此,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誰在生產分工中處于支配地位,誰就在利益與權力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形態和秩序。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種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的原則以及相應階級分析不僅適用于國內社會,也適用于國際社會,只不過這種國際社會中的階級單位變成了國家而已。

            馬克思曾說,“在交往比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民族內部的分工)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中出現”。國際分工體系是人類的社會分工生產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體現。圍繞國際分工,各國之間形成了一種國際生產關系。誰主導國際/全球分工體系,誰就能從國際生產過程(當今的跨國價值鏈)中獲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國際權力關系中占據支配地位,影響國際上層建筑(國際制度或全球治理)。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其發展階段的最重要的體現。馬克思在他的那個時代曾經提到當時國際分工形成的國際政治結果:“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正是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上,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主宰著世界政治經濟,塑造著一種全球性依附性生產關系。這種依附關系在歷史上先以殖民體系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現,而現在更多地依靠技術的控制形式。

            從這個角度觀察近年來國際分工的變化、貿易交換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潛在的物質基礎。對外投資是一個國家是否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引領位置的重要參考指標。過去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在內)由于對外投資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成為國際分工的重要引領國。但是自2009年開始,中國逐步進入了世界對外投資大國的行列(進入世界前五),近幾年來一直處于前三。如果沒有近兩三年來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的限制,中國的排位可能還要前進(有關數據見圖1);而且從對外投資趨勢來看(預測漸近線),中國也處于上升趨勢,其上升趨勢線的陡度超越了世界投資大國——美國與日本。這標志著,中國正在從長期以來的國際分工接受國行列,逐步進入國際分工引領國行列。這是近百年來沒有的現象。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引領作用還可以從中國的對外貿易以及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來印證。

            2004~2017年世界前六位投資大國對外投資(年流量)統計

            以2005年作為統計起點,中國的對外出口(商品與服務)穩步上升,從2012起,除2016年外,一直居世界首位(見圖2)。同時,中國的進口(商品與服務)從2010年起一直處于世界的第二位(見圖3)。而且,在進出口的變化趨勢上,(從變化漸進線看)中國是世界前三位貿易大國中上升最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在30%,超過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另外,在可能引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一代通信技術設備上(5G),中國的企業已經在世界上獲得非常令人矚目的成就。雖然西方企業特別是美國的企業,還能提供最先進的5G組件技術,但在整體上中國公司已經處于領先狀態。2017年4月,美國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CTIA)公布了一份《全球5G競爭》的報告,指出美國在5G整體準備方面不僅落后于中國,還落后于韓國,僅排名第三。目前四家主導市場的、滿足5G技術核心網絡技術制造商(愛立信、諾基亞、華為、中興)沒有一家來自美國。未來核心網絡設備商將會在歐洲的安全合作伙伴和中國之中作出選擇。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出口大國(商品與服務)統計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進口大國(商品與服務)統計

            一個國家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從根本上來說仍然要用它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來衡量,其他指標如GDP(包括人均GDP)以及PPP(購買力平價)都不足以體現。在GDP指標中,服務業是一個重要構成,但服務業中存在著一些虛擬成分,不足以反映國家的實力,如美國律師業收費很高,這使得服務業GDP收入在總GDP中占相當大的比重,不能體現國家財富實力的真正狀況。另外,匯率的變化也是影響國家間經濟總量按GDP比較的因素,匯率的下降可能導致一國與另一國的經濟實力比較失真。人均GDP也不能正確反映一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如一些中東產油國其人均GDP遠遠高于世界最發達國家,但沒有人認為它們是世界現代化強國。以PPP來衡量也存在著問題。如果單位本國貨幣購買的商品與服務較多,但質量低劣,同樣也不能體現該的經濟實力。所以,一個國家只有處于國際分工體系中的高端,引領國際分工,才能在國際生產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才能真正算是一個現代化強國。因此,從上述的對外投資、進出口以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指標來看,中國在世界中的作用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正在從世界經濟的邊緣走向中心,中國人民有理由自豪與驕傲。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根本的物質基礎。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怎樣的變局

            世界在變化,而且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但這種變化是一種怎樣的變化,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內在的內容。它的變化屬于“事件時間”的變化,還是“轉折時間”的變化,或者“長時段”結構的變化?應當說,當前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轉折的變化。

            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之后世界的變化,都是危機前所不曾預料的,特別是近年來西方大國出現的一些變化,更是反傳統的。有時一個個“黑天鵝”事件讓人驚訝不已,甚至目瞪口呆。英國脫歐公投前,其領導人以為這只是西式民主的形式,結果公投的結果出乎預料;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作為一個笑料、不曾被世界看好的特朗普卻逆襲成功,結果不但讓世界措手不及,甚至連特朗普本人都一時手足無措。特朗普上臺之后的政策與過去的正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優先”使美國從戰后國際體制的領導者變成了破壞者,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的間隙大幅增大。

            在2008年以前,西方國家更迭發展中國家的異質體制基本上沒有懸念,被西方“妖魔化”的異質政權無一例外地被推翻,而且主導這種變更的國際力量都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但2008年之后,這一狀況發生了一定的變化,2011年更迭利比亞卡扎菲政權是唯一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這次行動已經與以往有所不同。以往作為國際干預主力的美國反而退居其次,扮演一種輔助的角色,充當先鋒的是法國;而且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致國會領導人的信中稱,美軍對利比亞采取的軍事行動在定性、持續時間和規模上均有“限度”,并希望北約主導軍事制裁利比亞。在另一場變更異質中東政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行動中,西方力圖變更的政權至今仍然存在,而且還站穩了腳跟。2008年之后,美國在改造異質政治上變得“低調”,這與其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泥潭有關;也與其逐步從經濟危機中復蘇,無力進行另一場戰爭有關。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發出了從中東撤軍的信號,只是因國內一些勢力擔心迅速撤軍帶來的后遺癥太大而遲遲沒有全身而退。2008年后,世界甚至出現反西方的“顏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2010年的“再顏色革命”標志著西方在中亞“顏色革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冷戰結束后中亞出現的首次反西方再“顏色革命”,這也是過去不曾發生過的。

            世界出現轉折,還從一些非西方大國的積極作為中體現出來。2008年夏,俄羅斯軍事打擊格魯吉亞,支持格魯吉亞內部尋求分裂的南奧塞梯地區;2014年,俄羅斯打擊烏克蘭,導致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重新加入俄羅斯,支持烏東部的分離地區武裝對抗基輔政權。這兩個國家是原蘇聯境內除波羅的海三沿岸國外,希望投身北約最積極的國家。這兩次行動是俄對原蘇聯的積極親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國,以及北約不斷東擴的嚴重警告。這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不曾有的強硬行動。2015年,俄羅斯介入中東,直接出兵幫助敘利亞政權穩定局面,導致西方推翻敘政權的企圖落空,這也是過去冷戰結束后不曾有的強硬行動。

            除了俄羅斯,中國戰略上的積極作為也是過去所不曾有的,只是中國不以軍事行為為特色。它的表現是:一是積極應對西方對中國周邊的戰略圍堵;二是積極塑造新機制,修正過去完全在西方既有機制中行事的做法,從“亞投行”到“一帶一路”倡議都體現出這一特點。美國自2012年正式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以來,就開始視中國為其潛在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把戰略重點逐步轉向亞洲。除了加強針對中國的軍事聯盟外,還伙同日本一起,不斷地挑動與激化一些國家與中國在領海問題上的紛爭,企圖從戰略上制衡它們所擔心的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但這一切在2016年之后逐步被中國化解了。在2008年后,中國最重要的外交作為就是開始跳出原來西方的經濟框架,塑造帶有自己特點的政治經濟機制,這一切正在為新的國際分工作重要的鋪墊。

            2008年以后類似的反傳統的事件也可以列舉很多,如歐洲的難民危機、美國在世界“毀約”“退群”、搞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事件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是:新自由主義秩序處于衰落退潮之中,世界的力量對比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動能不足,以及西方國家的實力下降;而非西方大國如中國的實力上升,西方實力下降造成無法有效約束非西方國家,西方對俄羅斯的無奈更多地體現在這一方面。因此,2008年以后世界正在經歷一個轉折變化。這個轉折就是:過去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正在衰落,主導這一秩序的西方大國也處于相對衰落之中,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從過去在世界舞臺的邊緣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這對中國來說確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新自由主義秩序危機賜予的,也是中國自己奮力爭取的。

            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在這種變局中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屬性沒有變,仍然是資本主義主導性質。因為從上述數據來看,資本主義大國仍然主導國際分工,共同影響世界經濟。中國一國并不能改變這種態勢。因此,世界的變化仍然屬于“一種溫和節奏的歷史,一種力量分化組合的歷史”。這種變化是一個東方大國帶著一種不完全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正統所認同的“特色”制度,開始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心,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大國占主導的力量對比,盡管它們仍然占據優勢地位;這種變化只是使一個過去幾十年被視為能為世界帶來自由、安全、繁榮的秩序處于危機之中,一定程度上呈現著秩序的調整過程。它不似法國大革命滌蕩歐洲專制政體,推進歐洲走向共和的大變革;它亦不似俄國“十月革命”把起義帶往世界,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替代資產階級政體的大革命。在這種變局下,世界體系主導的制度范式仍然是過去的:經濟上是私有的、市場化的,政治上是西方民主式的。沒有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那樣用一種替代性制度范式重塑世界體制范式的現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大變局更不是世界共產主義秩序的創始元年(有人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特征——結合在一起)。替代性秩序的到來是一種“長時段”的變化,是經過人們無法計算的長時段才能實現的。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東方的一個非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崛起,正在成為世界強國。新自由主義秩序危機使這個東方大國有了前所未有參與全球治理的機遇,可以在國際舞臺的中心發揮百年來未曾有過的作用。但它的崛起和影響還未達到改變世界結構和屬性的程度,從這個角度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種溫和節奏的歷史,一種力量分化組合的歷史”。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使世界向何處去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是,舊的秩序呈現一定危機,一種新的力量出現在世界舞臺的中心,但這種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屬性轉型。因此,在這種狀態下,新舊力量都會努力對世界秩序進行調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歷史上出現的世界秩序發生一定危機與實力對比發生一定變化,并不都導致世界朝穩定、公正和進步的方向發展。百年之前,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空前的大危機,19世紀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秩序處于崩潰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之后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并沒有使世界革命順利發展下去。各種勢力都在為創立自己的新秩序而競爭。源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開始在世界濫觴,英美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改良,蘇聯從向世界傳播革命火種轉向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種世界秩序競爭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而告終。之后,世界分裂成兩大集團——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前者以“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為特征,后者以蘇聯“中央計劃”為特征,但前者在世界格局中占據優勢地位。戰后資本主義秩序較自由放任秩序在社會公平上有了一些進步,國家干預和國際協調的功能保證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蘇聯體制雖然在戰后贏得了長足發展,力量得到壯大,但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大背景下,由于沒有及時有效地革舊鼎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危機,進入了低潮。百年的經驗及之后的教訓給人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歷史的發展不是線形的,危機和力量對比的變化只是提供了機遇,不會自然地導致進步性的發展。各種力量在歷史轉折關頭都會有歷史人物進行創新,提出并實踐其政策、制度主張,贏得公眾,推動歷史進程。

            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百年前的“大變局”有相似之處。現在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出現了空前的危機,國際力量對比也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但這并不能保證歷史的進步性變化。2008年以后的世界正在發生一定的嬗變,處于一種轉折階段,但仍處于不穩定的狀態,當前還很難確定未來的走向。各種力量也都在醞釀著改革與變通,也在為世界秩序的調整進行努力。在西方就出現了兩種變革與變通的傾向:一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極端勢力(包括西歐的一些極右翼勢力),調動民粹思潮和民族主義沖擊著自由主義傳統,力圖以極端民族主義為基礎,以“美國優先”特權重塑世界秩序;二是以一種“再嵌入式自由主義”(re-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重塑世界秩序,它以西方的知識與政治精英為主要代表。2017年慕尼黑歐洲安全會議上發出的“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聲音就是這種“再嵌入”模式的典型聲音。這種聲音同樣出現在西方的公民社會之中。2017年美國政治學年會上,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戴維·萊克(David Lake)有關“再嵌入”的主題演講及其獲得的熱烈掌聲反映的就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呼聲。“再入嵌自由主義”一方面就是在美國國內重拾羅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種新新政(New New Deal),以應對美國國內嚴峻的社會分化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層面,繼續重視“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邊主義,在“新型國際協商”(new international bargain)基礎上挽救美國霸權在國際體系中不斷流失的合法性,以應對中國崛起等一系列國際挑戰。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塑造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協調合作的秩序。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有自己的主張,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理應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的世界秩序主張就是,推動國際關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構想的核心在于塑造一個“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一主張沒有“中國優先”的成分,更不是世界革命的宣言,而是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照顧了世界各類不同發展程度、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共同利益,順應了全球化發展帶來的相互依存的現實,也反映了世界絕大多數民眾要求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修正新自由主義秩序背后的經濟范式和政治范式帶來的各種弊端的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予了正在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國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實現自己的新時代目標,推動世界向安全、公平、進步方向發展,并不是“敲鑼打鼓”自然實現的。它需要奮斗,需要實力,需要勇氣,更需要實踐。這個實力就是引領國際分工的實力。引領國際分工是塑造國際經濟基礎的根本,是任何世界秩序賴以建立、發展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從以往的世界秩序建立歷史來看,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塑造世界秩序,是因為它們具備了引領國際分工的能力。這一能力建立在由國內制度創新帶來的經濟發展、科技發達、文化昌明的基礎上。中國要想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發揮核心作用,就必須從國際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就必須在科技發展上創造中國的優勢,就必須在繼承傳統文化基礎上塑造新型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中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有許多事要做:在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科技教育的內涵式發展、新型中華文化的深入人心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亟待改善之處,甚至需要進行重大改革,以創新的機制創造新的制度優勢。另外,“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它體現著中國塑造新世界的實踐。要行穩致遠,既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沒有勇氣就不敢在各種困難面前迎難而上;沒有智慧就無法在紛繁復雜的情境中打開局面。

            古今中外,大國的衰落一般都是“禍起蕭墻”,更多的是自身失誤導致的。中國歷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亂”導致了唐朝由盛轉衰,明朝的“土木之變”導致了明朝國運急速轉下;蘇聯的解體,甚至近來的美國衰落都是自身決策問題造成的。這些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讓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中國意識到必須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風險意識、底線思維意識,必須具有更多的清醒、冷靜和審慎。這種危機意識、風險意識、底線思維、清醒與冷靜既來自于我們目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來自于國際上存在著各種對中國發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勢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們既不能有任何的自大、浮躁,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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